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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鍵:智庫專報的內容必須反映客觀事實

    時間:2021-03-24 16:32來源:軟實力研究 作者:胡鍵 點擊:

    國家領導對智庫專報的批示越來越受到高校、研究單位等智庫機構的重視,不僅對被領導肯定性批示的專報作者給予重要的物質性獎勵,而且還對作者在職稱晉升等方面給予重要的通道。當然,國家對智庫專報也同樣是高度重視。之所以無論從供給方還是從需求方來看都十分重視,就是因為此類成果是客觀事實的直接反映,有利于國家有關部門科學決策,從而形成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等的戰略和策略。然而,這些年來,不少智庫機構和專家在對待領導批示問題上的政策越來越走偏了,越來越以批示率、排名,以及批示之后的物質利益為目標。這顯然嚴重歪曲了智庫專報的正常功能,既是智庫功能的異化,也是智庫專家的異化。要正確看待智庫專報的功能,必須厘清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是追求有利于領導批示,還是追求有利于國家科學決策?

    很顯然,智庫專報絕對不是為了給領導批示而寫的,而是為了有利于領導科學決策而寫的。如果是為了追求領導批示而撰寫,很有可能撰寫者會專門迎合領導所需,或者是揣摩領導所想。當然,如果能夠做到這兩點,表明這份專報內容還是有價值的。但大多數情況下,此類專報往往是沒有真正揣摩領導的真實意圖,錯誤地理解了領導的意思。這種專報就無法為決策提供有價值的信息。另外,領導站在國家的高度看問題往往是高瞻遠矚,對具體問題的了解并不十分清楚,這就特別需要具體情況來為決策提供事實依據。在領導本就對具體情況缺乏足夠了解的情況下,智庫專報若依然是揣摩領導意圖,那就會導致其在信息缺乏的情況下被智庫專報的錯誤信息所誘導,這樣的決策就會給國家或具體問題帶來巨大的風險。因此,智庫專報要有利于領導科學決策,撰寫者及支持的智庫機構就必須深入社會,開展詳細的調查研究,使專報基于客觀事實之上,從而能夠有理有據有思想地提供給領導做決策參考。這樣的專報才體現了智庫的資政功能。

    中國共產黨誕生百年以來,凡是基于實踐調查基礎上的黨的重大決策就會產生積極的成果。反之,黨的重大決策就會出現失誤。毛澤東同志是調查研究的典范,他對中國革命的了解和以他為代表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科學決策,就是因為他始終強調要從實際出發,向社會實踐學習,讀“無字之書”,才使中國革命不斷走向勝利。今天,作為智庫和智庫專家,離開了客觀事實,一切的智庫專報就會是閉門造車。這種智庫專報對國家決策有百害而無一益。

    第二,是追求有利于智庫的排名,還是智庫要有利于排除現實中的問題?

    毫無疑問,智庫不是用來被排名的。然而,當今時代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什么方面的東西都要進行排名,如高校、學科、期刊等,從2015年智庫蓬勃發展以來,其每年也被排名一次,而且更不可思議的是,國內還先后設立了不少關于智庫機構和智庫專家的排名機構。排名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肯定不是為了一個排名,而是通過排名榜上的名次來獲得上級部門的重視,獲得社會的認可,獲得政府和社會更多的項目委托?;蛟S這才是排名背后的真實價值。然而,智庫恰恰是最不合適排名的。這是因為智庫的成果有相當高的絕密性,智庫和撰寫智庫專報的專家也同樣具有相當級別的涉密性,因而外界包括排名機構對這些機構和人員的真實信息并完全不了解,所有的排名主要是基于“專家印象分”來進行。據此而排出來的名次很難獲得社會廣泛的認同。退一步說,排名即便基于科學的依據和客觀的數據,名次究竟有何意義呢?西方的智庫比中國的智庫誕生的時間早,有的國家智庫數量也比中國多得多,可是在此之前,我們幾乎沒有聽說西方的智庫有任何排名的情況。況且不同領域的智庫,它們所關注的領域和問題是不一樣的,那么它們的成果所反映的內容也完全不同,他們對國家、社會產生的影響也是不同的。在這種情形下,排名機構又怎么能將它們放在一起來評價和排名呢?就如水可解決人的干渴的問題,而糧食可以解決人的饑餓的問題,我們能夠對水和糧食對人的重要性進行排名嗎?若如此,從科學的角度來看,這顯然是荒唐的。

    智庫存在的合法性就在于通過社會調查發現社會中存在的問題,并且將這些問題通過內部渠道反映到國家決策層面,最終通過上級領導形成相關決策,并排除現實中的問題。因此,智庫專報在形成之前一定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至少包括實踐調查—發現問題—分析情況—理論思考—形成智庫專報五個環節。而每一個環節都離不開專業知識、專家視角和專家的理論抽象,最終形成專家的智慧。一些智庫專報撰寫者總是想走捷徑、抄近道,既不讀書又不用專業知識進行社會調研,雖然也能形成報告,但主觀揣摩的多,有客觀事實的少。至于形成的專報也往往是干巴巴的,缺乏理論智慧。這種專報或許對解決某些具體問題有某些作用,但絕對不能形成國家的戰略智慧。當然,其對于解決某些具體問題的建議固然也是需要的,但不宜過多地堆積在領導的辦公桌上,也不必有眾多專家來撰寫此類專報。太多人專注于此,是對智庫資源的極大浪費,是本末倒置的現象。相比較而言,國家更需要具有戰略智慧的戰略性專報,對國家社會的影響具有長遠影響的專報。這就需要具有思想靈魂的戰略性智庫和戰略思想家。當然,這樣的戰略智庫和戰略思想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長期培育。

    第三,是有利于個人、部門的物質利益,還是有利于整個國家的利益?

    智庫毫無疑問是要有利于國家的整體利益和戰略利益。智庫存在的合法性就是國家的需要,這也就為相關的專家提供了為國家戰略服務的機會。簡而言之,智庫只是為國家戰略。自古以來的謀士甚至包括春秋戰國時期的縱橫家,也都是抱定一個宗旨:用自己的戰略與策略服務愿意接受的君王和國家。也即是所謂的“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至于謀士因受到君王和國家的重視而飛黃騰達的事,并不是智庫的功能使然,而是智庫的正外部性所致。

    然而,當今中國的智庫和智庫專家雖然是追求領導批示率,實際上是追求部門和個人的物質利益。為了刺激追求領導批示率,管理部門制定各種保障措施,尤其是在科研考核、職稱晉升、物質獎勵等方面,大大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也讓一般科研人員羨慕不已。例如,有的機構對智庫專報的刺激措施包括:內部設立課題,領導委托課題,以此為依據來撰寫智庫專報,并給予高稿酬,給予較高的科研考核分數,如果獲得領導批示,再進行物質性獎勵,不同的機構獎勵不同,每份領導批示以幾萬、十幾萬,甚至幾十萬獎勵;獲得領導批示(尤其是正國級的領導批示)直接晉升職稱,或一份批示在晉升職稱時抵2-4篇權威學術論文。凡是做研究的都知道,從撰寫一篇論文到最后發表所歷經的艱辛是難以想象的,無論發表在什么樣的刊物上,那都是對作者所付出艱辛的一種非常微小的安慰。相比之下,一篇3千字左右的專報在管理部門竟然有如此厚重的分量,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由此可見,智庫已經成為某些人圈利益、圈榮譽、圈資源的平臺和工具。另外,管理部門如此看重領導級別批示,實際上也是學術行政化、科研行政化的一種表現。長期來,學術界一直倡導學術去行政化,這本是為了確保學者在更加寬松的環境下從事學術研究,但學術去行政化始終成為一個難解的結。不僅是一些學者自身在晉升副高、正高以后,千方百計要有一個行政頭銜,而且科研管理部門甚至是黨的組織部門也總是把科研骨干放在行政管理崗位上,以表示對其重視。事實上,能夠做好學術研究的人未必能夠勝任行政管理工作。再有,以專報批示的領導級別來確認專報的等級,并以此作為職稱晉升的重要指標,這實際上就是研究機構將學術研究自我貼上行政級別,而將學術自我行政化的管理思維。由行政來決定學術,無論在任何時代都是學術之大忌,尤其是構建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更加需要學者以“甘于坐冷板”的精神潛心于基礎理論研究。

     總之,智庫是國家的軟實力,這是因為智庫的學術產品具有影響力和社會推動力,尤其是對國家決策具有重要的影響力。這樣的智庫越多,那就意味著國家的軟實力也越強。如果智庫專報的內容不反映客觀實際,不反應國家決策需要,只是為了追求領導的批示率而可以迎合領導、揣摩上意,這樣的報告只對部門統計數量有用,對撰稿者個人利益有用,對國家即便無害但也無益。這就不是國家軟實力,而是對國家軟實力發揮副作用即國家的負軟實力。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責任編輯:管理員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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